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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人物”的历史：小熊健二——被战争扰乱的生活

“小人物”史：小熊谦二——被战争翻弄的人生

李凯航

一

1944年11月25日，刚刚满19岁的年轻人健二小雄在东京中野区收到了日军的招募通知。那时的大街上，人们已经听不到“我将堂堂正正地报效祖国”的豪言壮语。分别的那天，奶奶甚至不顾宪兵警察的监督，流下了“不合时宜”的眼泪。鉴于前一天美军轰炸机刚刚对东京进行了大规模轰炸，大家都明白，这个时候出去就等于是在冒着生命危险。

2013年5月，在东京一家高楼林立的医院里，88岁的熊健二躺在病床上，开始回忆近70年前的经历。这就是小熊英二的书《活着回来的男人：一个普通日本兵的二战及战后生命史》出版的原因。Kenji和Eiji是父子关系。或许是出于某种历史学家的使命感，英二早在2003年就对父亲早期的入伍经历产生了兴趣，但当时两人的谈话并不顺利。英二坦言，这种采访式的学术工作需要提问者和叙述者相互配合。提问者需要对社会背景有足够的了解才能诱导叙述者回忆过去。随着英二自身研究视野的扩大，这次采访终于成功了。

1945年，小熊健二在东北

众所周知，日本战后历史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总体上经历了从“精英历史”到“大众历史”的转变。前者以马克思主义阶级历史观及其“反对者”为代表，如丸山正雄的《日本政治思想史》、大冢久雄的《西欧经济史》、石本忠正的《日本古代中古史》、ETC。后者以地方史、妇女史、部落史等为代表，作者有安丸义雄、白川大吉、鹿野正直、井上佑二等。这一转向的背景是，随着战后民主制度的建立和经济高水平增长的开始，“民权”的力量逐渐扩大。这从1968年爆发的民众广泛参与的反政府运动“安全斗争”，以及同年历史学界与官方领导划清界限的“明治一百周年”纪念活动中就可以看出。与政府极力强调的“天皇”及其周围的“重臣”相比，历史学家们试图重新勾画底层人民的反抗历史，例如江户时代的武装起义、自由主义的公民运动等。明治时期和大正时期的维权运动。“民主”运动等等。

正如近藤和彦所指出的，与毕业于帝国大学的丸山正夫相比，引领“通俗史学”转向的历史学家本身就是高等教育扩张的产物。他们不是精英，也不认为自己或被视为精英的接班人。与之前正统历史上的权贵伟人相比，他们更关心和自己一样存在的普通人。2009年，小熊英二出版的《1968》堪称一部关于所有活着的人的经典。这个时代的众生。研究。与英二之前对“单一民族神话”、“日本”和“民族主义”概念的研究相比，《1968》可谓是完整的“底层研究”。在《生命史》中，他还强调了与上述“宏大叙事”的区别。“本书描述的对象属于城市下层商人，而不是容易留下更多文字记录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因此，有可能记录一些与‘学徒兵’的一般战争经历记录不同的东西。”到上班族》《轨迹》，“从学术角度看，这本书不仅是一部口述史，更是一部通俗史、社会史。”

《1968》书影

二

小马健二1925年出生于北海道，父亲小马雄二原籍新泻县，但因家庭原因前往北海道开荒。就像美国西部片中展现的荒野边疆一样，对于明治时期的日本来说，北海道是社会上最贫穷的人们最后的奋斗之地。健二是雄二第二次婚姻中的第二个孩子，但他的母亲因疲劳和当时不治之症的肺结核而早逝。后来雄二考虑到孩子们，就把之前的孩子陆续送到东京的爷爷奶奶家照顾，雄二也会按时寄来生活费。

我的祖父母本来是北海道的拓荒者，但机缘巧合搬到了东京，开了一家蛋糕店。据Kenji回忆，这可能是因为蛋糕店是一个“需要最少技能”的工作，门槛很低。虽然他的童年生活现在看来算艰苦，但那确实是当时平民阶层的普遍状态：四五天才能洗一次澡，一个月不能吃一次肉，恩格尔系数也很高。超过60%。尽管如此，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繁荣期后，日本社会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仍然大幅提升。“在东京上小学的学生家长中没有农民。”孩子也分为两类，一类是健二这样的个体户、杂工的孩子，另一类是城市化创造的白领阶层的孩子。前者一般在小学毕业后继承父母的事业，后者则升入中学。

近卫文间在国会提出《国民总动员法》及该法原件

据贤治回顾，1930年代初期的日本，虽然学校会灌输小学生无法理解的“教育法令”，但当时并没有特别需要向“日之丸”旗敬礼或表演“宫城”。“远方再见”，这就是局势紧张之后的情况。不仅如此，“九月十八事变”也给健二的蛋糕甜品店带来了好处。由于直接接触军队后勤，他们的业务也随之扩大，甚至还多雇了三个人帮忙。然而，这场战争带来的“繁荣”也因战争的扩大而终止。7月7日事件后，汽油成为口粮，出租车从街上消失了。蛋糕店所需的燃料购买也受到限制，最终商店因燃料短缺而不得不破产。不仅是燃料，木炭、大米、衣服等物资也供应充足。“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些日常需求比关心战争结果影响更大。”

由于支持《国家总动员法》的“邻居组”的出现，邻居之间互相监视。如果被举报，他们将无法获得生活所需的基本物资。据说，哲学家三木清因为“异见人士”高仓辉提供一晚住宿而被特警入狱并致死。法西斯“极权主义”最终就这样渗透到了社会最底层。与民用市场的萧条相反，少数依赖“军需”和“黑市”的行业却繁荣起来。虽然普通人不可能在街上找到餐馆吃饭，但为军队提供娱乐的艺伎街却一年四季都充满了娱乐活动。

1942年，政府缩短了学制，以便让更多的学生成为军事工人和士兵。健二很早就“毕业”了。贤二记得当时的校园已被宪兵占领。他们整天都在清除所谓的“自由主义”思想，推动帝国的“持久军事运动”。但没过几天，美军轰炸机的炸弹袭击了校园的教学楼。幸运的是，这是一个哑弹，每个人都逃脱了生命。“虽然政府说有重大成果，但情况却恶化了，我总觉得很奇怪。”理论上，美军占领了塞班岛，可以直接轰炸东京，就可以推断日本已经接近失败。不是很远。但“无论是我自己，还是我身边的人，都没有能力去思考这样的情况。失去思考能力，缺乏各种信息，可能会让大家都不愿意去思考后果。”

三

1943年，战争开始，日本帝国正式“动员”20岁以上的大学生参军，史称“学徒制”。但出于武器研发的需要，动员令仅限于文科生，理科生“逃走”。这项法案仍然无法弥补战争造成的惨重人员伤亡。1944年初，征兵年龄从20岁至40岁的男子扩大到19岁至45岁的男子。正是因为这一修正案，健二才以“二B兵”的身份入伍。由于皇军的编制是按照祖籍划分的，所以来自“新泻县”的贤治被派往“满洲”。战争失败后，他被苏联军队俘虏并送往西伯利亚做苦役。回忆起许多同学被送往南阳战死的情景，他感叹道：“人的命运各有不同。”

1943年10月，“学徒走出去”阅兵现场

最初，新兵必须接受军事训练并通过考试。健二可能不是天生当兵的人，因为他连续两次考试不及格。但由于日本的战局已经相当严峻，新的进攻命令已经不可能了。健二只记得自己在部队的日子，无所事事，老兵们动不动就打骂新兵。丸山正夫曾将这种行为概括为“将压迫转嫁到弱者身上”的心态，但贤治只是一个受过初中文化的普通人。他直觉地认为，这些退伍军人是因为回国日期一再拖延而在发泄愤怒。此外，他还有一种感觉，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情感的个体，嵌入到军队这样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中时所感受到的困惑：

“军队是一种‘公务机关’，上级下令组建军队，命令驻扎在这里，他们就会按照命令制作文件，如果没有命令，他们就什么也不做。说白了，如果新兵在训练时不按照命令行事，就会受到惩罚，我们不会被教导要独立思考，也不会让我们思考如果敌人攻击我们如何应对。当然，我们从来没有想过。”

没有人知道这场战争将走向何方，也没有人知道它将如何结束。上级下达命令的目的是什么？无尽的等待是他们唯一的选择。正当所有人以为“帝国”有更好的计划时，却不知道“帝国”已经彻底抛弃了他们。关东军调走一万多名军官家属、“满洲国”使馆人员、满洲国铁道人员后，在寄往苏联的请愿书中明确表示：“在返回之前，我们将竭尽全力”协助你的军队。”请尽情使用。”这为贤二被苏联军队带到西伯利亚当苦力铺平了道路。

关东军向苏联军队投降

四

至此，日本将苏联征用日军的行为称为“西伯利亚镇压”。“于”一词在日语中的意思是“非法、强行限制人们的自由”。换句话说，今天的日本并不承认苏联行为的合法性。但实际情况是，关东军为了满足苏联的停战要求，积极欺骗日本士兵，甚至“满洲国”的“日本居民”冒充俘虏。1945年9月，当健二从奉天登上火车时，他以为自己要回中国，但转眼间他就到了西伯利亚的赤塔。据说这是斯大林为了补偿纳粹德国给苏联造成的巨大伤亡而提出的俘虏政策。然而，这种“奴工”并没有带来真正的经济效益。据苏联内务部统计，1946年，俘虏的劳动福利无法支撑其管理成本，反而出现了3200万卢布的赤字。但这是另一天的故事了。

日本帝国在满洲国征兵；西伯利亚的日本囚犯

二战期间，苏联约有2000万人死亡，约占其总人口的11%。战后，成年男性劳动力短缺，集体农场男女比例从战前的1：1下降到1：27。因此，俘虏被带到西伯利亚、外蒙古、中亚等地进行强制劳动，作为战争补偿的一部分。日本士兵总数为64万，其中6万死于苏联。与330万德国战俘中近100万死在苏联的事实相比，日本人的待遇还算不错。另外，相比日军对待中国或者欧美战俘的方式，苏军对待日本战俘的方式其实还是相当友好的。据不少日本战俘回忆，这可能是因为苏联内部不存在特殊的“种族仇恨”。贤二所在战俘营的将军是一位有着亚洲面孔的苏联男子。然而即便如此，贤二的幸存完全是运气。他面临的最大困难是物资极其匮乏，天气又极其寒冷。

事实上，当时的苏联普通老百姓也生活在贫困之中。有一次，健二在外打工时，因故住在一位居民家中。他惊讶地发现苏联人也有“光秃秃的墙壁，根本没有家具的房子”。“从战前到战后，我在日本从未见过这样的生活条件。”苏联政府分配给战俘的生活物资本来就少得可怜，而这些物资中有相当一部分会被同样贫穷的苏联士兵偷走。走。不过，健二看到苏联普通民众的真实生活水平后，似乎有了一些理解或者感同身受。“本来他们都是穷人，可能比俘虏没有更多的东西。我们出去劳务作业时，还发现苏联人连像样的衣服都没有，有的苏联妇女甚至还穿着日本军装。”从东北带来的制服。”

由于物资极度短缺，健二把“日之丸”旗帜“当浴巾”，捡起地上的空罐头当饭碗，用门把手的铝片当勺子等等。那，他也想偷。“如果你是从苏联偷食物或物资，你会毫不犹豫，但我对从同样饥饿的囚犯手中夺走他们珍贵的面包感到非常抱歉。我根本不应该这样做，因为寒冷、饥饿和健康状况都不好，我什至失去了正常的人性。”

相比于普通人生活的尴尬，苏联强大的军事力量也给健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苏联坦克部队驻扎在赤塔街头，其中包括拥有细长炮管的大型T-34坦克。“当我被派去工作时，有机会仔细观察，我觉得真是太神奇了。日本的坦克不仅体积小，而且只是用铆钉钉在车上的铁板作为装甲。它们完全无法击败对手。”后来，一些囚犯听懂了英语。当我看到引擎盖上印着USA字样时，我意识到这是美国的援助。

与物资匮乏相比，另一个更严峻的考验是严寒。“零下40度的夜晚，走到户外，你不会感到寒冷，而是疼痛。但是，当你去露天厕所时，你只露出臀部。因为你的臀部是圆的，所以你不会感到寒冷。”容易冻伤的地方是鼻子或者手指等突出的部位，如果不小心保暖，鼻子就会掉下来。”制服没能熬过第一个冬天。“和苏军的冬装相比，日军的冬装确实不一样。比如防寒靴，鞋底有铆钉，可以防滑，但冷空气会随着鞋底直接传到脚底。”苏联的防寒帽子只有一层，日本其实想用这种装备来对抗苏联军队，他们应该也学过一些。我真不明白军队里的人在想什么，活着回家是唯一的希望。

五

1947年，苏联为了与日本恢复外交关系，开始遣返日本战俘。在此背景下，1948年8月，健二也回到了日本新泻。父亲雄吉来车站接健二。没有戏剧性的拥抱或眼泪。由于久别重逢，两人的关系有些尴尬。回家的第一顿饭也很普通，这让健二很失望。事实上，熊慈的财产在战争期间全部被毁，战后又因通货膨胀而一贫如洗。健二离开新泻，看到东京、名古屋、大阪满目疮痍的废墟后，开始了解父亲的现状。

1945年被夷为平地的东京市；1946年从舞鹤港返回的日本战俘

Kenji回国后立即开始找工作。虽然是一份工作，但基本上只是临时工作。几年之内我换了七八份工作。生活的贫困使他很难有时间回顾战争和囚禁的日子。但更糟糕的是，他在1951年被诊断出患有肺结核，并在医院住了四年多。健二的青春岁月可以说是被战争、俘虏和疾病消耗殆尽的。1956年出院时，健二终于赶上了日本战后经济腾飞的黄金时代。没有一技之长，又患有肺结核的健二想要在社会立足非常困难。但幸运的是，经济好转后，健二进入了体育用品市场的销售行业，并获得了很好的机会。20世纪60年代是日本中产阶级逐渐形成的时期。战前贵族专属的登山、滑雪、高尔夫、保龄球等运动开始在平民中流行起来。Kenji开始通过使用一种新的销售形式，即在现场工作来获得机会。再加上多年的囚徒和养病经历，健二拥有敏锐的观察和分析人际关系的能力，让他在顾客之间游走自如。不仅如此，他后来还自己创业，自己当了老板。

1958年东京铁塔竣工

不过，即使在这忙碌的生活中，贤二也会时常关注“战争”、“战争责任”等话题。“在1960年代或者1970年代，我在电视上看《二十四之瞳》，感觉太感伤了。而像《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这样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战争电影，与我自己的战争经历完全不符，我只是觉得可笑。相比歌颂战争经历的作品，健二更喜欢美国写的更客观的历史作品，比如罗伯特·夏洛特的《太平洋战争史》、塞缪尔·莫里森的《太平洋战争美国海军作战史》、汉森·鲍德温的《胜利与败北》等书。另外，健二还喜欢读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里有一个主角在集中营里负责堆砖的描写，这让我想起了自己的战俘时代。书中描写了主人公看着自己堆砌的砖块，心里有一种喜悦的感觉。在奴隶的工作生活中，这大概就是你感受到工作乐趣的时刻。”

新干线于1969年正式开通

随着生活变得更加稳定和繁荣，健二“开始为活着回来而感到愧疚”。他开始觉得“需要做点什么”。于是，他联系过去的退伍军人参加集会，并写了一些关于战争记忆的文章。但更重要的是，他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直接参与针对日本政府的战争赔偿诉讼。战后，日本政府始终以“战争受害者是人民必须承受的痛苦”为借口，拒绝对国内受害者进行赔偿。但为了安抚人心，“亚洲妇女和平基金”等非政府组织应运而生，以解决这些遗留问题。换句话说，“不道歉，不补偿，只是安慰对方”。这是日本的国家立场。健二自然拒绝了这种态度。“我觉得这只是敷衍而已，即使金额不大，如果战败后立即支付的话，大家都应该感激涕零，毕竟国家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还是拨款了。此时此刻，我不以为然。”钱不要了，这个意向我也不要了。”

但1990年4月，健二仍然申请“赔偿”，但他并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另一位老将吴雄根。吴原是居住在中国吉林省的朝鲜人，1945年8月10日被日本关东军强行征召入伍。由于没有武器，吴在战场上负伤，成为俘虏。随后他被转移到西伯利亚的Chita——，并与Kenji留在同一集中营。但当时，吴氏的名字仍然是“吴桥秀刚”。两人再次见面已经过去了50年。健二无意中读到了吴的战争记忆文章，了解到了他的近况。于是，健二联系他，想帮吴申请“赔偿”，却被日本政府以吴没有日本国籍为由拒绝。

2008年，吴雄根参与NHK老牌纪录片的录制

二战期间，日本帝国以“日本人”为由，强行征召朝鲜半岛和台湾岛的男子入伍。但战后，他们以没有“日本国籍”为由拒绝赔偿。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讽刺。殖民地人民对帝国来说完全是一次性的“一次性材料”。健二深感愧疚，于是向吴申请“赔偿”。吴对健二表示感谢，但想继续起诉日本政府。于是，两人联手向日本政府发起诉讼。

1997年7月，健二也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我成为这起诉讼的原告并不是为了钱，我只是想为吴雄根的指控辩护。我也希望通过这起诉讼，日本能够成为一个真正尊重人权的国家。这是我对这次审判的期望。”健二引用了德国向反苏的拉脱维亚籍和乌克兰籍“德国退伍军人”提供赔偿的信息，证明“这是现代国家的常识”和“日本的人权思想已经得到国际认可。”具有普遍性，不能说是文明国家或现代国家的做法。”然而，对于一心掩盖罪行的日本法院来说，吴和健二仍然败诉。健二很抱歉。让人想起日本政府在战后初期就开始向高级军官发放“军人抚恤金”，稍微富裕一点后，也以慰问金的形式向普通士兵发放“慰问金”。非政府组织，却始终拒绝被压榨和剥夺老殖民地。人们的诉讼诉求显示了弱者在强者面前是多么的卑微。“所谓的国家，与人心不同，只是一种无机物。”健二感叹道。

六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的父亲是一个性格软弱的人。对于悲惨的经历，他在用旁观者的语气描述戏剧性的过程时，绝不会添加任何浪漫的色彩。他保持着一贯的冷静客观的态度，偶尔也夹杂着一些情绪。”用幽默的方式讲事实。”小雄英二除了钦佩父亲惊人的记忆力和观察力外，也很尊重父亲对他人的想象力。例如，当我在他最痛苦的时期采访他时。他在西伯利亚战俘营的经历，当时他饥寒交迫，朋友不断死去，他一度濒临死亡。然而，父亲在讲述这些经历时，并没有咒骂俄罗斯人，说他们是恶魔般的话语。相反，他谈到当时的苏联社会有多么贫穷，缺乏民主化，以及可能影响他们作为战俘处境的不公平。换句话说，俄罗斯人和他们自己一样，只是糟糕制度和政策的受害者。”

小熊英二和小熊健二

确实，健二小雄并不是像汉娜·阿伦特那样的理论家。他不会用理论去分析战争和人生的悲剧。他只是用常人的感知来观察周围的事物。他反对天皇制度，从未投票给自民党。这并不是基于任何政治理论或信仰，而是因为他看到那些教导他“不做俘虏的耻辱地生活”的日本政治家或高级军官却在战争中幸存下来。使他本能地厌恶谎言。或许在一个疯狂的时代，最可贵的就是这种“老百姓的情怀”。

小熊英吉，《“民主”与“爱国”: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与公共性》

丸山正雄，《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

近藤和彦，社会和经济史学会“社会和经济史的项目和展望”。

早川忠则《神国》日本：荒诞决断的人生

《每日新闻》编辑，《昭和史No.8日中戦争勃発:昭和12-13年》

《每日新闻》编辑，《昭和史別巻1日本植民地史:満州朝鮮台湾》

InokiTaketoku，《経済成長果実:1955-197》

校对：张艳